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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空起点

06 2021-07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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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田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作者:严书翰

摘要中央苏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空起点体现在个方面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起点在中央苏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观在中央苏区得到了生动体现在中央苏区形成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和成果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 新时代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关键词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空起点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597(2021)02000000

马克思曾经说过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运用这个科学方法论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而中央苏区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空起点其中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需要站在今天新时代的高度加以总结 这可以给我们带来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本文从以下个方面阐析这个问题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起点在中央苏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 这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和境界,中国共产党因为有这样的眼光和境界,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明确地把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概括为这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他指出:“ 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3]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空起点就是在中央苏区。这就需要阐析1929年12月在中央苏区的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为什么说古田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重要标志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在西方发达国家(英国伦敦)成立的。 我们所说的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指它们工业化程度高,工人阶级队伍庞大等。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从领导到成员大多来自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但是,共产党不是一般的工人阶级组织,是由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那部分组成的政党。这就指出了共产党的先进性这个特质。但是,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农民人口在我国占多数,我国只有沿海少数几个省份有少量的工业,工人阶级队伍人数有限。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这就提出农民成分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先进性的问题。应该看到,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党的文献尤其是从党的一大到五大的党纲、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性质、党的使命、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都有明确的论述,可以说是初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但是并没有明确回答“怎样建设党”。古田会议回答了“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古田会议决议“集中体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等等。”[4]古田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首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会议,它解决了农民成分占多数的共产党如何保持先进性的问题,解决了农民成分占多数的军队如何增强战斗力的问题。

古田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党建理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毛泽东是怎样从中国国情和党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邓小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5]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古田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重要标志。 今天我们讲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能不讲当年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古田会议和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主要内容的古田会议决议。

2014年10月30日,在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之际,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被称为是新时代的古田会议。

当然,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召开的一些会议,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毛泽东当年在中央苏区写的重要的代表性文章,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等,这些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的重要代表作。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观在中央苏区得到了生动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观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共产党要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观内涵丰富,其要点有:第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该书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阐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瓦解的历史趋势,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部著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全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列宁特别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这个思想的意义,列宁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第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 这两个“绝大多数人”的提法,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和特点,从而指明了它与以往历史上任何其他革命运动的根本区别,鲜明地提出了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追求的是在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绝大多数人的解放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社会公仆和社会主人的关系。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中提出来的重要思想。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但是很快就被联合起来的普法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叙述了巴黎公社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讴歌了巴黎公社战士英勇献身精神,揭露了普法反动统治阶级的凶残和无耻,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并认为其中有的经验是超越时空的。1891年,恩格斯在纪念《法兰西内战》发表20 周年的文章中再次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两大创举:一是民主选举制:要把政权中的领导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工人工资制:“ 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8] 恩格斯认为这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是社会公仆和社会主人的关系。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观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得到了生动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耕者有其田”,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这首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得到了实现,这是对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这是中央苏区农民的根本利益。当年我们党在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与井冈山时期“没收一切土地” 的做法不同,采取了“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分田给农民的政策。 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做了为期一周的调查。他在《兴国调查》中概括了苏区农民得到的十二个方面的利益。其中第一条就是农民“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

其次,中国共产党十分关心苏区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毛泽东于1934 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此文是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一部分。此文虽然不长,也没有出现“民生”这个词,但可以说这是我们党最早关心民生问题的一篇范文,今天读起来仍然倍感亲切。 此文中有3个亮点我们要加以把握。 一是把关心群众利益和群众生活与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毛泽东指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生活是与实现这个任务密切相关的。他还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那么,对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二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群众生活要具体、要落到实处。毛泽东指出, 从群众的土地到柴米油盐这些具体问题等都要关心。比如,“ 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9] 三是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生活要注意工作方法。若不注意工作方法,则“ 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毛泽东的名言:“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就是在这篇文章中讲的。

再次,中央苏区首创从法制上保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和推动移风易俗。苏维埃政权时期,我们党就开始重视用法规和政策来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比如,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保护妇女儿童条例》等;在社会保障方面,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等。(当年中央苏区抓民生工作的有些做法,与今天有惊人相似之处。如实行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和失业津贴等)。在教育方面,有小学教育、工农业余教育、红军教育和干部教育等;在社会风俗方面,废除封建宗法、反对迷信思想、倡导科学健康的风气,等等。综上所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观在中央苏区得到了生动体现。

三、中央苏区重视调查研究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形成的调查研究作风和调查研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尤其是这些调查研究成果是对当时中国国情、社情的正确认识和总结,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了很多篇脍炙人口、传承至今的关于调查研究的佳作。如:《寻乌调查》(1930年5月)、《调查工作》(1930年5月,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等。

这里尤其要论及《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堪称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方面的杰作。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此文共6节(5千多字),其中有5节都是用调查研究来作题目的。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情有独钟,由于土地革命时期党处于极其艰苦的条件,红军又转战各地,毛泽东此文的文稿丢失了。毛泽东曾说,丢失此文就“像丢了小孩子一样”,“过去到处找,找不到”。1961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终于从中共福建龙岩地委1930年的档案中找到此文的石印本。 这个文稿失而复得,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而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  他多次在党的会议上推荐这篇文章。毛泽东说,此文是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1961年 3月23日,毛泽东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逐节讲解此文的主要内容和现实意义,可见此文在他心中的分量。

《反对本本主义》不到6千字,但它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并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经验的成果,被我国理论界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点的代表作。因为其中包含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除了《反对本本主义》外,毛泽东还给我们留下其他关于调查研究的宝贵文献。其中在中央苏区时期写的调查研究的文献就有7篇之多。今天我们阅读毛泽东这些调查研究的文献,会被当年毛泽东对所要调查的问题抓得之准确、了解之细致、分析之深刻、结论之正确、站位之高等特点所感染。用今天的话说,毛泽东的这些调查研究文章做到了宏观视野、中观分析和微观叙述的有机统一,读后令人叹为观止。就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例,文中既阐述了“ 调查的技术”( 即7种调查方法),这属于微观层面,又有对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的批判以及对正确的阶级估量和斗争策略的深入分析,这属于中观层面,最后得出重大的结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属于宏观层面的重大结论。可以说在《反对本本主义》这3个层面内容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指导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所作的调查研究的代表作。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四军在安远、寻乌、平远等地发动群众的时期,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对寻乌进行了调查。与以前相比,这是毛泽东进行的最大一次调查。毛泽东说过,寻乌调查前,我对中国的富农问题,对商业状况还没有全般了解,“ 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此文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   在这个调查中毛泽东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作了全面考察和分析。了解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土地分配各种情况,为正确制定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政策,以及在土地分配中提出的限制富农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1930年10月,毛泽东又作了兴国调查。与其他调查相比,兴国调查有这两个特点:一是毛泽东对8个家庭作了调查。 这是解剖麻雀的典型案例,毛泽东认为如果不做这样的调查,那么就不能形成农村的基础概念。二是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毛泽东自己讲到在寻乌调查中对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没有做完全。所以这两个调查即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是相互补充的,这对于毛泽东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农村状况尤其是经济社会和阶级状况,从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毛泽东在整理兴国调查的后记中指出:“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10]

在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经典代表作,这就是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以具体而典型的材料阐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情景,掲示了工人遭受蹂躏的社会根源,并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必然会促使他们奋起抗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创建新社会的任务。恩格斯得出结论:工人运动除了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再没有其他出路;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

以《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为代表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写的调查研究的文章就是中国版的《中国农民阶级状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极端重视调查研究,从而能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社情和党情,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在此基础上集中全党集体智慧,形成了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阐述至此,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这段高层建瓴的论断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 三农’ 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11]

四、新时代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2]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回答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过程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九大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怎么做到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呢,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为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重阐析和深化认识的三大规律。

关于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建党学说,列宁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并且有短暂的领导执政党的经验,苏联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也积累了重要经验,但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无法从马列主义建党理论的“本本”和苏共经验中找到现成答案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革命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关于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中较早地认识到搞社会主义建设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我们成功开辟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这几年历史性的成就和变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十九大阐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10个基本问题,以及覆盖经济、政治等17个领域的内容等,其中大都是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成果;关于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规律。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从大历史观上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历史,阐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指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从而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人类谋发展,为世界谋和平为己任,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时代之问,为推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应该看到,今天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三大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同时,更要看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有待破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

毛泽东指出:“ 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13] 因此,我们要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历史,来深化认识三大规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本文原载《古田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45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33

 中国共产党简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434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

[10]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82

11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人民日报,20201230( 1)

12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求是,2021(7):9.

[13]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106

 

 

作者简介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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